第8章：通知书
八月二十九，上午，邮递员的绿自行车停在了陶家门口。
“陶爱民——东江大学——经济系——“邮递员是故意喊的，一条巷子都听得见。他把那个印着红字的牛皮纸信封递过来，非要看着本人签收，签完还盯着看了一眼：“就是全省第三那个？我这条邮路上干了八年，头一回送这么分数的信。“
母亲在围裙上擦了三遍手才敢接。接过来，不拆，先举到门口的光底下，正着看一遍，反着看一遍，然后小心递给父亲。父亲也没拆，看的是信封上的字，看了三遍，才用裁纸刀挑开封口，动作比装配精密件还慢。
录取通知书。经济系，四年制，九月十四、十五日报到。
消息半天就传遍了整条巷子。下午，门槛差点被踏破。隔壁的婶子端来十个鸡蛋，说给孩子路上吃；后街开代销店的拎来两瓶麦乳精，说什么都不肯往回拿。母亲手足无措，一边让人坐、一边给人散烟，烟是平时待客的那两毛钱一包的，这天散掉了小半包。
傍晚，农机修配厂的三个老师傅结伴来了，为首的齐师傅跟父亲搭了二十多年台子。他往椅子上坐下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，推到桌角：“厂里弟兄们的一点意思，三十六块。爱民这孩子，是咱们全厂的孩子。“
父亲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，没伸过去。
陶爱民替父亲接了话。他先给三位师傅一人倒了一碗凉茶，然后把纸包原样推了回去，推得很稳，一点都不扭捏：“齐叔，这份情我们全家领了，钱不能收。我爸的规矩，你们知道的——台子上的人情，从来不走钱。“他顿了顿，“不过我求叔叔们一件事。我走以后，家里就我爸妈两个，我爸那台老钻床要是再犯毛病，麻烦齐叔多过来看一眼。这个忙，比钱重。“
齐师傅愣了愣，看看父亲，又看看他，忽然笑了，一巴掌拍在桌上：“老陶，你这儿子，说话办事，比厂里管供销的那位还周全！“纸包揣回怀里，茶一饮而尽，起身走了。走到门口又回头：“钻床的事，包在我身上。“
母亲送人回来，看着儿子，半天说了一句：“你这孩子，什么时候学会这些的。“
陶爱民没答。前世他坐在**台上，台下坐的是几百个齐师傅这样的人。散会的时候人人鼓掌，可他知道，掌声是给那把椅子的，不是给他这个人的。这一世他坐在自家炕沿上，一碗凉茶、一句托付，就把人情做成了——原来这本事他前世也会，只是用错了地方。
当晚，通知书被母亲用报纸包了两层，压进铁皮饼干盒最底下——压在了存折原来的位置上。存折已经空了，那个位置，现在轮到它镇着。
八月三十，家庭会议。
炕桌上摊着陶爱民画的表格，一格一格，是这一个月里他一笔一笔记下来的账。
“东大是公费，学费不要钱。“他指给父母看，“学杂费、书本费、住宿费，一年七拼八凑，六七十块。学校每月发助学金，十九块五。也就是说，我上这个学，一年跟家里要的，满打满算，一百块封顶。“
“那一百也不该你出。“父亲说。
“这一百，从我这两个月挣的里头出。“陶爱民说，“四千二的本钱，一分不动。“
屋里安静下来。这两个月，他没有闲着。分数出来之前的整个七月，他跑了三趟县城、两趟汉丰，把国库券的门道摸了个底透：哪个储蓄所门口有人私下转券，转什么价；票贩子收几折、卖几折；上海那边的行情，他托信用社的人问了三回，得到的都是一个数——柜台挂牌收购，贴着面值走。
这些，账本上都有。父母看不太懂，可他们看得懂最后一行：头一趟的本钱两千，四天一个来回，稳当的利，一到两成。
“钱，明天我给你缝上。“母亲说。她没有再提投机倒把，也没有再提老李。她的儿子是全省第三，她说不过他，她只想给他把针脚缝密一点。
八月三十一，白天，他做了三件事。
第一件，去镇中学开介绍信。出门住店要介绍信，学校给他开了一张“本校学生赴沪办理入学事宜“，盖了章。张老师把信纸吹了吹，说：“本来我该再劝你一回。想通了——你的路，你自己攥着呢。“
第二件，把两千块缝进裤腰。母亲缝的，针脚密得像纳鞋底。剩下两千，一半缝进他背的帆布包夹层，一半压回饼干盒——“家里藏一半“，这一条是他定的，写在那三页纸的第二页上，父亲看过的。
第三件，画路线图。一张纸，三条线：清源到汉丰，汉丰到上海，上海回清源。每一站的车次、钟点、票价，都标着小字。他跟父亲交底：“头一趟，我先在汉丰地面上收货，两天。收够了，夜车去上海，出手，当天回。四天。“
父亲听完，只问了一句：“跟谁学的这一套？“
陶爱民顿了顿。他能说是跟往后三十七年那些成千上万份可研报告、风险评估、应急预案学的吗？
“跟您学的。“他说，“您干活，从来不干没数的活。“
傍晚，李正律来了。
他也拿到了通知书——江东政法学院，法律系，就在临江。两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沿着田埂走到清河边，在草坡上坐下。河水浑黄，一步能跨过去，晚霞把水面染成一片铜色。
“以后你在大城市学经济，我在大城市学法律。“李正律拔了根草叼着，“毕业了，你挣你的钱，我当我的检察官，谁也别沾谁的光。“
“行。“陶爱民说，“不过我先跟你把话放在这儿——往后我要是干了违法的事，你别讲情面。“
李正律斜他一眼：“呸。好好说话。“
两人笑了。远处村子里的广播喇叭隐隐地响，说的是亚运会的圣火，再有二十来天，要在北京点起来了。
夜里，陶爱民睡不着，一个人又走到了院里。
三十七年前的这一个月，他也在等通知书。那时候等来的是什么？是父亲省下的烟钱，是母亲缝在被子里的三十块钱，是一个少年背着一床新弹的棉絮，惶惶地进了省城的校门，从头到尾攥着拳头，因为两手空空。
这一世，他也两手空空地站在这个院子里。可这一回，他兜里有两千块缝在腰上，脑子里有三十七年——哪一个省哪一年会有什么样的机会，哪一条政策会在哪一年落地，哪一条河会在哪一年发大水，他都知道。
他抬眼看了看天。没有雨，满天星斗，银河斜斜地挂在红旗山的山脊上。
序章里那场雨，下在三十七年之后。他现在站的地方，离那场雨隔着一整个人生。
“从头来。“他对着院子说了一句，声音很低。
九月一日，凌晨三点四十。
父亲把帆布包捆上板车，检查了两道绳。母亲往包侧兜里塞了一布袋煮鸡蛋、一包炒花生，塞完了又摸一遍针脚。
过路车四点二十进站。站台上就七八个人，一盏白炽灯，灯下飞着蛾子。陶爱民背着包，站在白线里头，回头看了父母一眼——母亲在抹眼睛，父亲冲他抬了抬下巴。
汽笛响了。
绿皮车进站，慢下来，车门打开。陶爱民踏上踏板的时候，心里念的是路线图上的下一站：
汉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