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章 我先把最远的一家送到
三十八家客户里，离白鹭最远的是南岬旅店。
旅店在澜城以南二十七公里，背后是山，前面是海。晴天开车也要一个半小时，雨天那段泥路能把轮胎吞到一半。老板孙茂每周只要两次货，酒、米、煤油和洗净的床单加起来装不满半辆车。任何账房单看一趟，都该把这条路线划掉。
我却把南岬排在每天第一张出车单上。
二〇〇〇年五月，六辆旧车的尾款还没付清，十九家预付店又已用完折扣期。黎真核出车队前三个月的真实成本后，把四条亏损路线用红笔圈了出来。南岬每送一趟平均亏一百一十七元，是最深的一圈。
黎真对我说：“再跑三个月，孙茂一年的货利也填不上运费。要么加价，要么并到每周一趟。”
孙茂不同意加价。他在供货合同上只签过按城内统一价结算，路线远近由我们自己承担。那份合同是阿木为抢客户写的，期限一年，提前终止要赔一个月平均货款。若强行改单，南岬不仅有权拒绝，还能把我们违约的事告诉另外三十八家。
阿木主动认错，愿意从调度分成里补亏损。我没有接受。合同由他签，但我看过总表，也在月底拿过配送利润。生意赚时算大家的，亏时只找一名排车的人，账便成了用来挑替罪者的刀。
我让杜海跟南岬车走了两天。车清晨六点从北郊出发，先在白鹭装酒，再绕洗衣房装床单，经过鱼市时装冰。三处装货用了一个半小时。送到南岬后，司机空车返回，下午一点才能接第二趟活。真正让路线亏钱的不是二十七公里，而是三次等货和二十七公里空返。
南岬以南没有我们的客户，却不等于没有货。旅店旁边有两家小渔排，每天把干鱼和鱼露送往城里；山脚有一间木工作坊，替旅店修椅子，回程常要去城西买钉子和油漆；孙茂的妻弟在南岬收椰子，每隔三天雇车进鱼市。三家各自的货都不够一辆车，因此一直付散车的高价。
我没有先去找三家。我让南岬车连续一周准时到达，哪怕车只装了六成，也不接顺路的临时单。第一天六点出车，八点零七分到；第二天遇雨，八点四十分到；第三天蓝车水箱漏，杜海在半路换车，九点十二分到。每次晚于预计，司机都先在路边电话亭报信，孙茂没有一次站在门口空等。
第七天，孙茂问我为何明知亏钱还照送。
我回答孙茂：“合同是我签的一年。先把该走的路走完，才有资格请你替我找回程货。”
孙茂说：“你可以不告诉我亏多少。”
我把七趟成本表递给他。车、油、司机、三处等货和空返都分开写，货物利润也在旁边。表上没有要求他补的钱，只在空返一栏留着三行。
孙茂看完，当天带我去见那三家。他不是被一句诚信打动，而是担心供货商持续亏损，合同到期便再也没人愿意来。若让回程有货，南岬的低价才可能保住。
鱼露作坊先开价。每坛进城收十五元运费，破一坛要赔八十元，并要求车只装他的货，怕酒箱碰坏坛口。按这个条件，十二坛鱼露只够填一半空返成本，还会挡掉其他货。我没有还价，只请他拿一只空坛去北郊车场。
杜海在车斗做了一道可拆木栏，坛子之间用洗衣房淘汰的旧床单隔开，酒箱与鱼露分在两侧。车走过最烂的三公里，坛口没有裂。鱼露作坊同意与椰子拼车，破损按实际装载责任分摊，不再要求独占。
木工作坊的问题更小，也更麻烦。老板不愿固定付钱，只说有货便捎，没有便算。他每次买的钉子、合页和漆不超过两百元，却要求司机替他垫款。一次垫款不大，十家都这样，司机便会变成没有账的采购员。
黎真给他做了五联小票：工作坊写采购清单并预付八成，白鹭留一联，司机带两联，城西商店签收一联，货到再以最后一联结余。低于五十元不接，超出清单不买。木工作坊嫌麻烦，第一次没有使用；两周后，他的散车在半路淋坏三桶漆，才拿着预付款来填票。
南岬路线因此从一辆供货车，变成一条两头都装货的线。去程送酒、米、煤油和床单，回程带鱼露、椰子、木工采购单以及旅店要送洗的布草。车在白鹭、洗衣房和鱼市不再分别等货，三处约定凌晨五点四十分前封包，迟到的货等下一趟。装货时间从九十分钟降到三十五分钟，空返率从十成降到一成七。
第一个月，南岬路线不再亏一百一十七元，反而每趟结余四十三元。结余不多，却使孙茂的合同可以按原价跑完。三个月后，南岬附近又有两家小旅店加入，车才真正装满。
有人后来把这件事说成我会用“以迂为直”。我确实在旧书里读过那四个字，却不是因为绕路便高明。真正的直，是每个参与者都知道车为什么到自己门口：孙茂要稳定供货，鱼露作坊要少付散车费，司机要减少空返，白鹭要守住一份签得太便宜的合同。路看上去绕，账却没有让任何一家替另一家白跑。
南岬刚有结余，杜海便在回程车上接了一只没有入单的木箱。
木箱是码头熟人托的，外面写着机件，答应到城西后付司机三百元。杜海认为车斗有空位，三百元又能进准备金，便没有向阿木报。他亲自坐副驾驶，打算货到再补单。
车过南桥时，木箱底部漏出油。司机停车检查，才发现里面是四只拆过的旧船泵，残油没有放净。油浸湿两捆待洗床单，也沾到五箱酒的纸壳。车为清理耽误四十七分钟，南岬当晚换洗的床单没能按约送到另一家旅店。
杜海把三百元退给托货人，自行赔了洗涤和外包装费，仍认为没有造成大损失。他对阿木说：“箱里不是违禁东西，路也顺。错只错在漏油。”
阿木回答杜海：“错在没人知道车上多了什么。今天漏油，明天若少一只箱，谁证明不是司机拿的？”
两个人争到白鹭。杜海是老阮安排的人，阿木又掌调度，怎样处理都会被看成我替一边压另一边。我没有先问该罚谁，而是让那辆车当天所有收货人重新核货。五箱酒只有外壳受污，数量无缺；床单能重洗；两家旅店因延误临时换用库存。可木箱没有单据，车若在路上出事故，保险与共同准备金都可以拒赔。
我让杜海停排车七天，仍拿司机基本工钱，每天随车检查但不能签字。三百元不进准备金，洗涤、包装和旅店临时用布费用由他分三个月偿还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要把那只木箱从谁手里接、几点装车、谁答应收货完整写下，贴到车场七天。
老阮当晚来找我，说杜海替车队多挣钱，不该像偷货一样示众。
我回答老阮：“若他真是偷货，只停七天太轻。正因为他想替大家挣钱，才更要让所有人看见，好意也不能绕过货单。”
老阮问：“以后路上遇到能赚的钱，都先打电话等你点头？”
我说：“不用等我。只要有发货人、收货人、品名和责任四项，调度能当场加单。缺一项，钱再多也不装。”
黎真据此在两联车单背面增加四个小格。临时顺路货不再一概禁止，但必须在车开动前填完。杜海七天后恢复排车，第一个月主动登记了十三笔顺路货，没有一笔再靠事后补单。他也从那时开始保存每位司机的笔迹样本，因为有人不会写全名，只会按手印或画一个记号。
二〇〇〇年最后一个月，配送客户达到四十一家。六辆车的购置尾款全部付清，原始凭证分别装进六只牛皮纸袋，封口由我、黎真和阿木签名，放进金鸥的三锁票箱。老阮没有持购车凭证，却持有那本写着一成二的合作记要；杜海没有股份，却知道每一辆车的钥匙和每名司机的笔迹。
南岬旅店在年末送来一块铜牌，上面只刻“第一趟”。孙茂说，他不是我们第一家客户，也不是最大一家，但在车不够时，我们先把最远的一家送到了。阿木把铜牌钉在北郊铁皮棚，下面挂当天六辆车的钥匙。
我当时喜欢这句话，甚至把它当成自己守信的证明。后来产业增加，铜牌越来越多，我才明白先送最远的一家也会有代价。近处的人若总被要求理解，时间久了，理解便会变成另一种欠账。
二〇〇一年春天，赵坤在白鹭等了我三次。我都在南岬或北线，没有与他见面。第四次，他不再等，直接买下我们常用酒仓隔壁的库房，又请老阮喝了一夜酒。
仓库起火以前，赵坤已经开始替我算那条最远的路值多少钱。